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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pk102023-01-31 16:05

东西问|丘树宏: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中新社广州1月3日电 题: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专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

  中新社记者 方伟彬

  广东是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好像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对此有不同看法。

  日前,丘树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读岭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并结合当下探讨了岭南文化在未来还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哪些贡献?

  丘树宏:在我看来,自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至今,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过六大贡献,包括:以赵佗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贡献;以六祖文化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贡献;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代表的族群文化贡献;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文化贡献;以中共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贡献;以改革开放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文化贡献。

广东广州广府庙会民俗文化巡演上的沙湾飘色表演。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南越武王赵佗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丘树宏: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统一了南越。任嚣担任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不久,任嚣病重而殁,其时秦二世当政,中原动乱,任嚣委托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并交代赵佗自立为王,以保住岭南不受战火涂炭。赵佗实行“和辑百越”,将南越治理得很好,为汉朝保住和提供了一方偌大的疆土。

  本人从2015年开始关注赵佗,并开始赵佗题材的文艺创作。我在2016年主创并于2017年开始公演的大型交响史诗《南越王赵佗》中,用三句话评价赵佗: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

广东广州,大学生扮演的南越王卫队首次亮相羊城闹市街头。陈骥旻 摄

  赵佗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航海技术等带进岭南,从另一端即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岭南文明。史书记载海上丝路起始于汉代,可以推断赵佗很早就已经与异域有了交往,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墓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异域文物,更印证了上述看法。

  从秦代开始,尤其是汉代之后,整个岭南完全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岭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和完善了中华文明;岭南以其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融通的重要通道和前沿。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广东粤剧院,网络直播粤剧经典剧目《一把存忠剑》。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赵佗之后,岭南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六祖惠能,他对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哪些贡献?

  丘树宏:六祖惠能大师,俗姓卢,与赵佗一样祖籍河北,是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之后。24岁闻《金刚经》开悟而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法偈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

  六祖惠能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惠能将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以一种六祖文化为中国以至世界的佛教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厥功至伟。

  中新社记者: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包含了哪些要素?各有什么特点?

  丘树宏: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形成的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中也有一定地位。

广东省汕头市,英歌舞表演。陈骥旻 摄

  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语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珠三角广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范围是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粤语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广东粤西地区的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和广西地区的桂系文化。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又流行于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南部以及海外粤语华人社区。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客家人聚集地长期形成的风格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是客家族群认同的纽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源自中原汉人南迁时自身所保留的唐宋时期的华夏文化和中原文化,完整保持了汉族人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

  潮汕文化,隶属于岭南文化,广东三大文化之一,是汉文化的子文化,是古中原文化的遗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汉文化。潮汕文化是潮汕人(潮汕民系)创造的文化,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点,特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潮汕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带有中原文化的某些特点,贯穿于潮人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广东潮州载阳茶馆里的潮剧表演。陈楚红 摄

  岭南的三大族群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华侨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中国公民移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对外贸易的扩大、交通的发达,移居国外的人数急剧增多,他们多被居住国的人民称为“唐人”,后来统称为华侨。

  中国人在近代大规模向海外迁移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异域,在侨居地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同时兼容吸收异域文化的华侨文化。

  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华侨文化形态独特,它形成于异国他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在国,又将异域文化带回祖(籍)国,反哺家乡,集中体现为敢为人先、爱国爱乡、团结奉献、追求民主富强的文化特质。华侨反哺家乡的过程同时也是输入异质文化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岭南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青年在广州东坡晴川苏公祠里舞狮。陈楚红 摄

  中新社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如何概括孙中山文化?

  丘树宏: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个政治符号,也是一个精神符号、文化符号。

  “孙中山文化”应该包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经济思想与社会主张、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以及以上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人文遗产。

  “孙中山文化”的特质是,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的文明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具有厚重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价值。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红色文化对现代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

  丘树宏: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广东就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更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圣地。

  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广泛深入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工人运动的始发地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较早传播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

  广东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广东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杨匏安在华南最早推介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广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建。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驻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方针。

广东省广州市,纪念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里产生了哪些新的文化?未来可以进行哪些新的探索?

  丘树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东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东特点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2018年,广东省委作出“1+1+9”工作部署,奋力开创新时代广东各项工作新局面。2020年,广东全面完成精准脱贫攻坚任务,全省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和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2021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超12万亿元人民币,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随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广东广州广府庙会民俗文化巡演上的“五仙赠穗”表演。陈骥旻 摄

  广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沃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广东自始至终担当了试验田和排头兵角色。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广东率先在企业管理、价格、财政、基建投资、股份制、金融、外贸等方面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广东“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擘画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更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丘树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市政协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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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文明”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王锁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包含和体现了我们党不断探索现代化的方法论和实践论。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两个文明”维度不可或缺。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快速增长上。近代中国史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经济落后、积贫积弱,必然备受欺凌,也难以独立自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根本的就在于物质经济上的落后或不发达。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和核心。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复杂严峻挑战的考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撑。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从而使得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跨越。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更加需要我们谋划发展、实现发展、推进发展,从而为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打下坚强后盾,也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厚植深厚底气。

  中国式现代化还体现在精神文明的繁荣进步上。精神力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为深沉厚重的力量。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重要目标。将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更高水平,也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指向。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带来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为适应这一趋势,“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踏上新征程,面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所以必须抓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满足人民更高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为现代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式现代化更体现在“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上。当前,面对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增强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行动自觉,努力让“方方面面都要强起来”。

  把握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一方面,大力发展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努力加强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出发,充分认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措施,坚定不移地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汲取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世界奇迹,也创造了精神文明繁荣进步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创造性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是分不开的。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在当今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我们可以从过去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中获得启示,深化对“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努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整体跃升。

  满足多样需求。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客观上就要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通过抓好经济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又通过抓好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总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同步改善。

  坚持统筹规划。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必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中明确如何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要求,将之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开启新征程,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上,我们都要把握各项工作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做好促进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统筹规划、协同治理、久久为功;从落实“一岗双责”抓起,层层压实责任,建立健全促进“两个文明”均衡发展的理念及体制机制,加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制度化建设,常态化推动“两个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避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立足新发展阶段,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在高质量基础上发展,不断将“两个文明”建设推向更高水平,实现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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